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祸胎。
王韶《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州首当其冲,兰、会2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向西南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那时宋朝怎么办?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发兵去救,陕西方面、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戒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而且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点必须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以高太皇太后、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还了回去,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而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后,虽多出了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点都看不清。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铲除异己,连国计民生、国家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应是“收复”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安史之乱前。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现在宋神宗时期,各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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