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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从思想文化方面作出反省。
在那之前,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直到在东西方的碰撞中,被西方列强打得惨不忍睹之后,知识分子才开始全面反省。
先是象梁启超那样的改良派,觉得应该效法西方。后来到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更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作了全面的否定。在他们笔下,中国的的传统思想文化被批判得血淋淋的,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之人,成为中国文人的形象。全中国人沉睡在一座纸糊的屋子里,麻木不仁.........
这种批判在当时而言,是有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唤醒国人。
秦牧把汉唐之后中国一次次面临全境沦陷的原因,归结为思想文化的日趋封闭和僵化,这个观念在清末之前是绝对没有,这对顾炎武和傅青主几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之前,顾炎武本人对思想的僵化已经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他反对八股取士,就是因为八股取士对读书人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禁锢。
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还没能把问题上升到这种高度,现在秦牧把问题进行升华之后,让他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澎湃的心潮久久难以平息。
在汉唐时期,中国遥遥领先世界,但是到了明朝,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物理化学等等方面,甚至连枪炮铸造,都开始要跟别人学习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原本遥遥领先的中国,开始落后于别的民族呢?
顾炎武三人也试图与秦牧辩驳,但当秦牧把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他们面前时,顿时就让他们无话可说了。
秦牧觉得。要改变中国逐渐落后的局面,首先要从文化思想上加以改造,而不是从政体上着手,什么君主立宪制,搞那东西绝对是在找死。
一个国家要想迅速崛起,高度集权绝对不可或缺,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二战前的苏联,他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从破破烂烂的状态,一跃成为可以左右整个世界的强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高度集权统治。
象美国那样搞什么共和制,看看他们崛起的时间。经过一百多年的自生自灭,没有外敌侵扰,最后还是机缘巧合之下,在一战中捡了漏才有崛起的机会。
有鉴于此,秦牧绝对不会去搞什么君主立宪制,至少现在不会去搞,那一套东西适合守成。不适合开拓。
咱就是要当皇帝,要高度集权,让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才有可能迅速打开局面。
在以往的政治改革中,秦牧所触及的都只是些皮毛,而从未想过颠覆君主制。
一种制度的形成,首先要有思想文化的引导,贸然搞什么君主立宪制。不但不能把国家引向强盛,相反,下场只有一个,自己死得很惨。
制度不能改变,但思想方面一定要加以改造,取消八股取士,这就是他给读书人思想松绑的第一步。
接着。让顾炎武、傅青主这些精英去思考,去探索,去批判儒家唯我独尊所带来的封闭和僵化,慢慢引导人们思想上的转变。
同时适当地引进一些西方的思想加以碰撞。比如慢慢宣传一些“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天诞论。
总之,这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想一天把国人的思想全部改变的念头,都是十分幼稚的、自取灭亡的行为。
“听秦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臣还有些问题需要思索,请秦王恕罪,臣先告退了。”顾炎武急切地想一个人静一静,于是起身告辞。
秦牧也不留他,有些事得慢慢来,他自己能想通最好,口子一次开得太大了,会伤筋动骨的。
顾炎武一走,司马安和傅青主也相继离开,只剩下秦牧一个人坐在窗下,看冬日的小雪轻轻飘落在宁静的院落里,已是黄昏时分,高墙外隐隐传来大报恩寺的晚钟,清旷悠远。
“钟韵轻飘松外雪;炉烟细袅岭头云。”秦牧感由心发,轻诵了一句,拿起酒杯时却发现杯已干,酒没人斟。
他望了望柳如是问道:“你愣着做什么?过来斟酒。”
“哦.....秦王恕罪,婢子.....”
“好了,本王恕你无罪,你也不象有心请罪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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