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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蒙轲和蒋义涵一同署名,请在辽东募兵的奏章送达北京时,秦牧正在皇极殿与大臣们议事。
因蒙轲和蒋义涵的奏章是以六百里加急的形式传送,所以直接送进了金銮殿,无须再经过兵部传达。
秦牧看完之后,让侍殿的太监当廷念给殿中大臣听。
户部右侍郎杨超一听说又要募兵,立即反对道:“启奏吾王,我朝如今已养兵五十又五万,糜费浩大,况乎今日建奴已灭,中原渐稳,本应削减兵员,减少国库开支,以惠民生。当此之时,岂有不减反增之理。”
礼部左侍郎艾南英也跟着说道:“臣以为杨大人言之有理,纵观历朝历代,国家初定之后,无不是削减军用,予民休养生息。如今中原刚刚纳入大秦治下,各地十分残破,万千生民嗷嗷待哺,此时吾王理应想着如何裁撤兵员,减少军费开支,以济斯民,实不宜再增加募兵。”
杨超和艾南英俩的话并非书生愚见,各朝莫不如此的原因很简单,统一天下前,一般仗都打了多年,山河残破,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
这次北伐,大秦摧枯拉朽,兵力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确实不宜再扩军。若再扩军,一方面会造成国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各地因为缺少男丁,劳动力严重不足,。
秦牧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也有意裁军,改成征兵制。所谓的征兵制,并不是后世才在,在古代,通常都会规定百姓服役,唐朝的府兵制,连兵器都是士兵自己打制的。
明代的军户,也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总之,古代的征兵制,不象后世那样,是由你自愿参军。在古代你不愿意,也得强制服从。
在这个大前提下,秦牧确实不想再增加募兵数量。他向殿中大臣问道:“蒙轲和蒋义渌在奏章上提到,关内的士兵到了辽东。难以适应秋冬季节巨大的昼夜温差,很多人因水土不服而病倒,这也确实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若不在辽东募兵,各位大臣还有什么对策?”
吏部左侍郎岑岭南说道:“启奏吾王,臣以为。中原将士刚出关,有些水土不服的现象是常情,时间稍长,便会慢慢适应,吾王不必太过于着急。
如今大秦军兵力已不少,而且现在地方上劳力严重不足,如果再募兵。不但会给国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会使上地方上劳力更加缺乏,对民生的恢复极为不利。
况且在辽东募兵,用于关外作战,这会造成很大的隐患。明朝中后期,辽东兵将多为当地人,祖大寿、吴三桂等等,实际上已经是尾大不掉。明庭几乎难以管制,此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这一点倒是真的,崇祯年间,辽东军实际上都控制在当时的辽东大族手上,象祖大寿、吴三桂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听崇祯的命令在抵抗满清。还不如是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家族的既得利益。
明朝的京城离辽东其实不算很远,还出现这种现象。以后大秦定都南京,山高皇帝远,是不是会促使这种现象加速出现呢?
总之。明末的辽东军事集团的形成,虽然有他复杂的原因和过程,但既然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秦就应该尽量去避免。
在后世,大致上也都是采取异地驻防的制度,要防止的正是类似于祖大寿、吴三桂这种本土化的军事集团出现。
由此看来,辽东的防务,如果全依靠辽东人来担当,确实不是办法,这会削弱朝廷对辽东的控制力。
蒙轲上表请求在辽东募兵这件事本来看上去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关内士兵水土不服导致的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但仔细讨论之后,却发现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鲁莽行事,会带来很多预料不到的后遗症。
秦牧接着问道:“蒙古正值大乱,大秦在辽东的兵力必须加强,并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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