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足了资源。
商鞅在秦国推行普遍授田制, 每户平民都有一顷基础授田,秦军功赐田是在普通授田基础上逐级递增。每赏爵一级就增加一顷田产和九亩宅,申请一名无爵的庶民给自己当庶子,可以担任与爵位相对应的官职。
可见秦军功益田制消耗的土地,远比其它朝代小得多。而除了秦军功爵益田数量有限的原因外,另一个因素是秦的侯爵不世袭,最多是降爵继承制。田产会随着爵位降低而减少。如果子孙无军功,五辈之后只比平民略多一点。
当然一个新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赵昺初时仿效秦时的军功制只是应急之策,没有想的那么深,因此并不完善,存在着诸多的隐患。而后来他随着治政的经验的增加,眼界和见识已大不同,回过头来再看商鞅变法其实并不简单, 而军功制度的设计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
其实商鞅的军功制度设计思想更倾向于节约土地, 优先保障低爵军民的权益,限制贵族阶层过分膨胀。所以其推行军功爵的初衷,本质不是让秦军变成虎狼, 而是挑战世袭贵族的特权。所以军功制度下使得秦军成为诸国之冠更像是副产品,而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会被车裂的重要原因。
此后汉朝继承了秦制,却并没有考虑到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而是机械的照搬,导致操作上已变为优先满足军功大贵族,对比一下汉初的授田标准,与秦大良造对等的汉大上造有八十六顷田,而秦国最高爵位的大良造最多也只能在基础授田上再增加十七顷田。
不过,秦制从第九级五大夫开始会得到三百家税邑,立功之后会再增加三百家税邑。爵位越高获得的税邑越多,但得到的授田还是不多。即使到了秦朝,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彻侯、关内侯虽能得到数量巨大的税邑,但直接掌握的田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这就可以看出汉制背离了秦代军功制的初衷,从而也导致军功爵走向了它原本的反面,直至消亡。如此可见好的制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存在如‘南橘北枳’般水土不服的问题,并不能机械的照搬,而是应做出调整和改良。
因此当赵昺借着全军换装火器,重新组建新军的契机进行军事制度改革。而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重文抑武’的遗风仍旧顽固,导致武人政治地位低下,而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却是要复国,需要武人效命;另外他清楚在农耕经济为主的时代,土地问题依旧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再有要避免出现矫枉过正,不能出现武人当道的畸形政权。
首先赵昺对宋绍兴年间武职官阶进行一番清理,将六十阶改为二十二阶,品级与文官相对应。同时厘清了名目繁多的等级,如横班、诸司使、使臣三等;横班正使、诸司正使、横班副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无品尉勇等名目,重新确定了官名和等级。
按照品级将军官高、中、低阶,分成三等、九品、十八阶,剔除了一些官名,又把过去只作为荣誉衔和寄禄官的称呼引入,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一至三品为高级军官,分称柱国将军、辅国将军和镇国将军,以上、下来区别正贰;四至六品为中级军官,分称郎将、正将和副将,前缀加军兵种名称,以左、右区别正贰;七至九品为基层军官,分称都尉、校尉和副尉,以左、右区分正贰。兵卒则分为四等四阶,名称也很现代,分称上士、中士和下士列兵。
这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作为论功晋阶的基础,并可以衔阶作为发放薪俸和享受待遇的依据,改变了过去一律以实职作为发放薪俸的规矩。如此就解决了立了功却无法晋职,也难以享受相匹配待遇的缺陷,使有军功者得以安心。
当然军衔的高低只作为享受待遇的依据,与实职是相互不干扰,并不能获得权力。但可以作为优先晋职的条件,在战时可以自动以军衔高者临时代理伤亡主官。且因为和品级相对应,在转资文官时得到对等的官阶。
而在论功上,赵昺引入了秦军功制的‘盈论’,使中、高级的军官进阶变得不那么容易,从而避免朝中将军满地走的场面。而即便如此,他忽然发现李三娘若是真的领一营兵参战,还真有可能晋升到与皇后对应的超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