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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拒爱（第3页）

却说，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上半年，是山东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合作成为两党关系的主流。

尤其是日军占领山东初期，山东国共两党军队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合对日作战，很好地配合了正面战场：37年9月，中央代表张经武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达成合作协议：山东国民党方面释放了在押的员政治犯；建立了有人参加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开办了由员担任政治教员的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37年10月，山东组织与国民党第六区督察专员范筑先建立起合作抗战关系：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到聊城，帮助建立了包括第六区及周围共30多个县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之后，台儿庄战役和武汉大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军队联合对津浦铁路、胶济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袭战，使日军的交通线多次中断。

但是，自从沈鸿烈接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所代表的山东国民党右翼顽固势力，疯狂进行活动，破坏山东的国共合作局面，山东的抗日根据为此发生了巨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后，山东地区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

、“限共”

阴谋，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压制。

国民党军统、中统迅速配合，在山东大肆扩张，招兵买马进行渗透和破坏。

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的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了4条限制发展的措施。

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尚志部在博山县，伏击过路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十余人，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

一时间，气焰极为嚣张。

“宁伪化，不赤化”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的反动口号尘嚣日上，“磨擦”

频繁剧烈。

在日寇横行、国将不国的关口，怎么会出现这么一股气象呢，听我分析：第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尤其是其党首蒋介石并没有真心与中国合作，只是打算以一致对外，携手抗战的名义，通过表面的合作限制、削弱、取消。

由于根植于劳苦大众，其早期打土豪分田地，以及此时捐弃弃前嫌、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很容易得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低层人员的认可，所当发展壮大时，蒋介石立刻改变政策，由联共改为“限共”

、“”

；第二，今日的冷漠和对峙也来源于两党10年间残酷斗争的历史。

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分别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针对的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人和革命群众，而中国虽然身为当时的弱势群体，但毫不妥协，他们最快速度停止了犯下严重错误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权，随即，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于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暴力对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此后，直到77事变，直到西安事变，直到张学良同情，后退东北军，把延安让给红军作为首府，两党两军恩恩怨怨，打打杀杀就没停过。

红军在江西打了五次反围剿，老蒋就逼着你背井离乡走了个二万五千里。

而到了此刻，山东此刻完全沦为敌后，对日作战无望，山东的国民党极端分子就又蠢蠢欲动，开始“窝里斗’’；第三，部分国民党极端势力认为尽管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是执政大党，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是抗战的领导者，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抗战，服从国民党指挥。

因此，当山东为了抗战，为了生存，而发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对进行压制和破坏，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竭尽摧残捣乱之能事。

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复杂背景下，虽然国共合作的大旗还在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的努力下还在坚持并有所发展，但是，蜜月期之后的磕磕绊绊，三天两头发生。

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共两党两军的情报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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