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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2页）

本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前，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的有三个军：在湘桂铁路方面有第62军黄涛部，这个军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指挥；在衡阳至宝庆公路方面有第100军李天霞部、第74军施中诚部，这两军归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

按照作战计划，衡阳战斗打响后，这三个军应随时准备驰援衡阳。

作战计划制订得倒是不错，可是一旦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即便是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也无济于事。

这时离衡阳最近的第62军并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它原属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节制，担任第七战区的总预备队，一直驻守在粤北山区翁源、英德、青塘一带整训待命。

自1943年9月起，这个军受命准备接受美式装备，于是大批的军官被派出受训，直到1944年5月却仍没有等到美式装备运到，这时长衡会战开始了，前线告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三塘附近集结待命。

第62军军长黄涛近来也颇感头疼，他不知道该听谁指挥了。

因为第62军此时仍是第七战区的部队，军委会并没有下令第62军正式进入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所以从隶属关系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第62军仍然具有指挥权。

现在的问题是，第62军被临时派到第九战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然有权指挥第62军。

薛岳毫无疑问成了黄涛军长的第二个上司。

除了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黄涛军长还有一位顶头上司，那就是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因为第62军也被临时划归第27集团军节制，李玉堂也理所当然具有指挥权。

这样一来，黄涛军长已经有了三位上司，而这三位长官的命令他哪个也不敢不听。

就这样还不算完，还有位长官的话更不能不听，那就是一贯喜欢越级指挥的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除了直接把电话打到第62军军部发号施令外，还有重庆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也以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直接指挥。

这样算起来，黄涛上面一共有五个上司，哪个也惹不起，这样的多头指挥，该如何打仗？

一开始，李玉堂的命令很明确，第62军担负衡阳外围的作战任务，并且在衡阳守军难以支撑时迅速驰援衡阳。

因此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市郊三塘集结待命。

结果刚到三塘屁股还没坐热，黄涛就接到薛岳的来电，要调第62军的151师去湘江东岸，归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

黄涛心里明白，薛岳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薛岳的胞弟薛叔达在151师任第452团团长，薛岳是担心兄弟的安全，不愿意把薛叔达送进衡阳这个血肉磨坊里。

黄涛心说，这薛长官私心可是够大的，为了你一个兄弟的安全，就做了这么大的局，一下子弄走我一个师，等打起仗来，蒋委员长可不管你是否少了一个师，还照样拿你当一个军用，到那时我该找谁去说理？黄涛百般无奈，只好搬出蒋委员长这尊大神，回复薛岳说，第62军是奉了委座命令赴衡阳参战，任务重大。

如果要分兵调用，须经军委会同意才行。

薛岳见黄涛搬出蒋委员长这尊神，自然无计可施，只好作罢，这样黄涛的第62军才免于被分割的危机。

6月30日，黄涛在祁阳洪桥镇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蒋介石的来电：

“据空军侦察，陷长沙之敌约两三万人，分两路沿湘江西岸南下，你军应立即以一个团守备洪桥，主力集结于祁阳，拒止沿湘桂路西进之敌……”

第62军刚按电令部署完毕，黄涛又接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黄军长，委座命令你军赶紧在祁阳构筑工事，坚守该城！”

“是！

立即部署，坚守祁阳！”

黄涛回答。

参谋长张琛少将忧心忡忡地说：“军座，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指挥啊？第27集团军李副总座要我们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第九战区薛长官又要我们分兵湘江两岸；委座又来电要坚守祁阳，怎么办？”

“当然是以委座的指挥为准。”

黄涛命令以157师副师长侯梅为祁阳守备司令，率领该师第469团固守祁阳，其余部队在城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到了7月3日，黄涛连连接到衡阳守军被日军围攻，情势危急，请求增援的电报。

黄涛感到两头为难，他手头的兵力已经很难集中起来了。

由于多头指挥，第62军的三个师兵分云浮、祁阳、洪桥三处，正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阻敌西进。

多头指挥带来的恶果开始显现，一方面是执行蒋委员长阻敌西进的任务，一方面是李玉堂增援衡阳的命令，好像哪个命令都怠慢不得。

黄涛只好折中一下，派出部分部队向洪桥当面之敌进行夜袭，又以小股部队穿插到白鹤铺敌后设伏，偷袭从衡阳到白鹤铺路段的敌军骡马运输队和骑兵巡逻队。

几天时间就这么耽误过去，而日军可没有闲着，此时的白鹤铺有日军一个大队一千余人，正在加紧布防，他们搬木料、挖战壕、筑工事、埋**、架设铁丝网，已经利用这几天时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阵地，切断了东援衡阳的道路。

第62军的这种解围行动无异于隔靴搔痒，对危在旦夕的衡阳守军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