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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沉重 华夏二百余年辉煌没落再现（第2页）

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

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

，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

明朝开始使用火绳枪的时间和日本差不多，都应是16世纪早期。

但日本由于处于战国时代这一特殊时代环境，因此自1534年引进火绳枪后，便迅速推广。

由于战争的需要，火绳枪在日本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因此实际上日本的铁炮制造技术后来居上，16世纪后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

因此当时的日本军队的装备和战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国家也鲜有匹敌。

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后，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

但当时中国冶炼技术有问题，枪管制造的合格率低，发射时经常炸膛，明军批量订造的火绳枪有时甚至多数不堪使用。

戚继光对此也是非常遗憾的。

这就是明军火器装备并不很多的主要原因。

但当时戚继光等名将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见中国对火器并非不重视。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

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

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

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

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

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发射，提高了射速。

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发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发火装置的重大改进。

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

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

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

。

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

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

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巨炮对轰，展开激烈炮战。

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

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发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

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

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