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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宋家兵马破残贼止战长城北2（第2页）

虽然高太后用范纯仁和黄庭坚作为幌子，但是其对苏轼的亲昵抬爱，还是容易走漏风声的，也是不想苏轼担待当朝宠臣吝臣的名声，所以高太后渐渐收敛。

面对如此情形，苏轼则急回应道“大宋之事，亦是苏某之事，不论何事苏某都是责无旁贷，只是太后私下召见苏某，未免惹人闲话。”

高太后便开始假装不高兴道“哀家已经是行将就木之人，哪里管得这天下闲话？此次本想与苏子一样不羁一回，大畅天下人家情愫。”

太后当然知道这些年对苏轼非凡的欣赏，甚至超脱了普通臣子的界限，执政这些年，常召人入内殿商议国事，诸如范纯仁，黄庭坚，文彦博曾都入过内殿，唯独苏轼没有，太后就是怕人有闲话，而这一次太后虽有顾忌，但却顾不得所有，势必托孤于苏轼。

只是这苏子却似木头一般的冷落。

苏轼又道“臣今日乃为军报而来，官家为何迟迟不应允！

汴京城人，个个翘首以盼，望太后早日公之于众。”

太后回曰“军报之事，我已经应允范纯仁，不日范尧夫将会把军报公之于众。”

苏轼方才心安“即是如此，那臣等放心。”

遂只顾拜首谢意。

太后又问苏轼道，“苏子可曾记得当年进士策论为何？”

苏轼对曰“当然记得，当年应试之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论宽赏而少罚，是为仁治天下之道。”

太后曰“先君之道是为仁，即是应了苏子之篇！”

然后高太后又似在吟诵苏轼当年所写之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圣人皆言宽赏而少罚，以上之论，皆与圣人言无异，但吾认为鲧尧之论更为符合今之深境（鲧尧之论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一段讲鲧犯了错误，但是尧依然给机会给鲧，让鲧担当重任。

），今哀家已知自己大限将至，故而想将这大宋江山托付于你，虽汝曾为罪身，但是才高且有八斗，以你之才论世必可保大宋江山永世不朽。”

苏轼听之，内心喜忧参半，喜则因行于汴京之间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拜将入相，让反对者或者不明事理者都难以抵诘，更不会因弟子众多，而成为反对者暗讽纠察之对象；忧则因此‘托付’来的太突然，恐怕会因势乱初心，而改其身体力行之道。

但是苏轼终归还是能听懂太后的深意。

但是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贪恋权欲，遂又谦虚道“苏某豪放，且喜江湖，所谓自由也，苏某常言之无忌，恐有三言两语或与官家相悖，如前者乌台案必是其一，恐难当此大任。”

太后婉转安慰道“从现今形势来看，乌台案对错难分，也许是官家矫枉过正，而后已知，若想大宋长治久安，则需莫挡言路，乌台诗案苏子果真确是受了委屈。”

苏轼笑道“乌台案对苏某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在还身正（身体正棒）的年华，云游那江湖之上。

那黄州团练副使之职，确实让我得以再一次入得民间，得生灵之仰息，晓天地之神奇。

今日可更好为大宋效力。

遥想当年王临川（王安石）拜相之前，也曾蛰伏与民间长达二十年。

可谓是入的王门，也领略人间之便宜。”

太后见苏轼对新职有所期待，方才宽心，这苏轼心里也并非只想着天地宇宙，田园诗话，对权利至少还是有点奢望的，太后心心念念的苏轼原来和芸芸众生一样，这下太后才放心让苏轼担任要职，遂又似安慰的说道“世人皆有过错，但有错必不能证其无能，就像鲧之错无碍于其才，所以尧可用之。

虽苏子曾为错论，但亦有经天纬地之才，个中言语错误，不在话下，汝之治国才华才是大宋不可或缺的财富。”

苏轼谦虚道“太后之赞言，苏某愧不敢当啊！

为朝之事苏某当尽心竭力！”

太后即刻回应道“既然苏子已然决心为大宋效力，那当即刻拜相，以振朝纲。”

太后停顿一下，又急切的道，“汝知西夏兵事，并非与世人传说一致，军报所书‘宋军以一万损，破敌四万’，此役极为振奋人心，然则吕惠卿另有书信，详述实情，宋之境况，并不尽如人意。”

说着太后便命人拿出吕惠卿的书信让苏子过目。

苏子见信，吕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