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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佛经文背面的敦煌曲子词（第1页）

上世纪初，大量五代写本被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

随之而重新问世的唐五代民间词曲，或称为敦煌曲子词，或称为敦煌歌辞。

它们是千年词史的椎轮大辂，内容广泛，形式活泼，风格繁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词兴起于民间时的原始形态。

在敦煌所发现的残卷中，有一点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不少曲子的曲文都是由佛教僧徒抄录的，而且这些曲文都是与佛教典籍集歌偈抄写在一起的。

香港饶宗颐教授写的敦煌曲一书，对于词的起源与佛曲的关联，给予特别的注意。

据饶书第189页描述，原件为粗黄纸一张，一面曾记有“龙兴寺僧愿学于乾元寺法师随愿仓便麦事”

等字样，另一面则写词三首，共十一行。

第一首是别仙子：

此时模样，算来是秋天月。

无一事，堪惆怅，须圆阙。

穿窗牖，人寂静，满面蟾光如雪。

照泪痕何似，两眉双结。

晓楼钟动，执纤手，看看别。

移银烛，偎身泣，声哽噎。

家私事，频付嘱，上马临行说。

长思忆，莫负少年时节。

第二首是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第三首酒泉子，仅数句而已。

两面笔迹相似，可知这三首词是寺院僧徒抄写。

该纸张抄写者将“菩萨”

二字省写作“卄卄”

，与敦煌寺院抄录佛经时省写的惯例相同，可证明此纸是佛徒所写。

从敦煌残卷中的资料来看，可知当时的俗曲歌舞确实曾与寺院僧徒结合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社会的因素。

历史的渊源是：僧人所从事的乐曲创作者，早在齐、梁之际便已存在了。

根据乐府诗集记载，“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

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即释法云作的三洲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肤浅所闻。

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不？’敕云：‘如法师语音。

’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

’”

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知道，齐、梁之际的僧人，既精于音律，又常常参与歌曲的制作。

社会的因素则缘于唐代的寺院曾经普遍设有戏场。

唐代风俗轻靡，不仅在寺院中普遍设有戏场，即使是僧徒讲经的道场，也有专以淫亵之说以招邀听众者。

饶宗颐敦煌曲一书中，曾把僧人借用演唱来流传佛法的乐曲，分为俗曲和佛曲两种。

俗曲如大唐五台曲子中记载的苏幕遮及喜秋天。

佛曲则有舍利弗摩多楼子达摩支浮圆子毗沙子等梵曲。

由上述可知，寺院僧徒作曲子词的缘故：因俗曲盛行于民间，所以僧徒借它作为宣传工具，用来宣传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