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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大量五代写本被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
随之而重新问世的唐五代民间词曲,或称为敦煌曲子词,或称为敦煌歌辞。
它们是千年词史的椎轮大辂,内容广泛,形式活泼,风格繁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词兴起于民间时的原始形态。
在敦煌所发现的残卷中,有一点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不少曲子的曲文都是由佛教僧徒抄录的,而且这些曲文都是与佛教典籍集歌偈抄写在一起的。
香港饶宗颐教授写的敦煌曲一书,对于词的起源与佛曲的关联,给予特别的注意。
据饶书第189页描述,原件为粗黄纸一张,一面曾记有“龙兴寺僧愿学于乾元寺法师随愿仓便麦事”
等字样,另一面则写词三首,共十一行。
第一首是别仙子:
此时模样,算来是秋天月。
无一事,堪惆怅,须圆阙。
穿窗牖,人寂静,满面蟾光如雪。
照泪痕何似,两眉双结。
晓楼钟动,执纤手,看看别。
移银烛,偎身泣,声哽噎。
家私事,频付嘱,上马临行说。
长思忆,莫负少年时节。
第二首是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第三首酒泉子,仅数句而已。
两面笔迹相似,可知这三首词是寺院僧徒抄写。
该纸张抄写者将“菩萨”
二字省写作“卄卄”
,与敦煌寺院抄录佛经时省写的惯例相同,可证明此纸是佛徒所写。
从敦煌残卷中的资料来看,可知当时的俗曲歌舞确实曾与寺院僧徒结合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社会的因素。
历史的渊源是:僧人所从事的乐曲创作者,早在齐、梁之际便已存在了。
根据乐府诗集记载,“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
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即释法云作的三洲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肤浅所闻。
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不?’敕云:‘如法师语音。
’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
’”
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知道,齐、梁之际的僧人,既精于音律,又常常参与歌曲的制作。
社会的因素则缘于唐代的寺院曾经普遍设有戏场。
唐代风俗轻靡,不仅在寺院中普遍设有戏场,即使是僧徒讲经的道场,也有专以淫亵之说以招邀听众者。
饶宗颐敦煌曲一书中,曾把僧人借用演唱来流传佛法的乐曲,分为俗曲和佛曲两种。
俗曲如大唐五台曲子中记载的苏幕遮及喜秋天。
佛曲则有舍利弗摩多楼子达摩支浮圆子毗沙子等梵曲。
由上述可知,寺院僧徒作曲子词的缘故:因俗曲盛行于民间,所以僧徒借它作为宣传工具,用来宣传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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